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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中山在行馆时，为了筹建“主持对内对外大计”的政府，他频频约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。12月26日和27日的晚上，孙中山两次举行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，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；会上，针对有人主张内阁负责制，他严肃地指出：“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，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，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。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，而复设防制之法度。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，自居于神圣赘疣，以误革命之大计。”12月30日，孙中山又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，修订同盟会暂行章程，发表宣言批评“革命军兴，革命党消”的言论；这天，他还接见新成立的以“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”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人，畅谈革命主张和社会主义，宣布“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”，表示自己“竭力赞成”社会主义，号召“广为鼓吹，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”。

　　孙中山在行馆时，为了鼓舞民众，他屡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。在接受上海《民立报》记者采访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、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，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”。数日后，他又应请为这份由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报纸写下“戮力同心”的题词，并手书“‘Unity’is our watch word”的英文题词，希望革命党人始终团结一致。当上海英文报纸《大陆报》（The China Press）记者问起“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”，他明确回答：“革命不在金钱，而全在热心。吾此次回国，未带金钱，所带者革命精神而已。”上海法文报纸《中法新汇报》（Lecho chine）总编辑莫耐斯梯埃进行采访后，在发表的《孙中山采访记》中说：“大院四周停了数辆轿车和‘西克桑’车。我们立即知道，屋内有许多来访者。出示名片后，我们便被引到一间由餐厅临时改为办公室的屋子”；“孙中山一阵风似地走进来，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立即认出了他。还是像我们多次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，他的脸庞充满了智慧和力量。初次接触，乍一看来，他是谨慎的，但目光深邃，炯炯有神，上唇蓄着细而密的小胡子”；“我们立即表示了对革命成功的祝贺……又问：您对所建立的共和体制有明确方向了吗？孙答：我个人赞同汲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，选择一种间于两者的共和体制”。

　　1912年元旦上午，孙中山身穿黄褐色呢质军服、头戴镶嵌红边的军帽，在数千人热烈欢送下，从沪宁铁路上海站（北站）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。4月1日，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，10余天后返沪。4月15日，在上海同盟会机关和商界欢迎会上，孙中山发表民生主义演讲；4月17日，他出席中华实业联合会在上海张园举办的欢迎会,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，曾表示：“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,实行民生主义,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,俾全国之人,无一贫者,同享安乐之幸福,则仆之素志也。”4月19日，上海《民立报》报道：目前孙中山“由中西绅商公请至宝昌路四百零八号洋房内”，出席了欢迎会。

　　1915年10月25日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举行婚礼。翌年5月初，孙中山决定从日本返回上海，曾隐居萨坡赛路14号（今淡水路92弄2号）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宅。一个多月前，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迫于形势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，却仍以大总统自居。为此，孙中山再次发表《讨袁宣言》，其中指出“保持民国，不徒以去袁为毕事”，表示“袁氏未去，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；袁氏既去，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，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”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目标不能仅限于袁世凯的去留，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。

　　1916年5月19日早晨，宋庆龄回到申城。就在前一日，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暗杀，但他不顾危险，毅然亲赴码头迎接妻子；经友人韦玉（Wai Yuk）帮助，夫妇俩当天秘密住入《中法新汇报》馆。翌日，宋庆龄致梅屋夫人函使用“55 Yang King Pang，Shanghai”（上海洋泾浜55号）地址；在这里，夫妇俩不能随便外出，信件均以韦玉名义寄发和收取。宋庆龄曾回忆：“孙逸仙和我住在Wai Yuk的办公室里，Wai Yuk是当年一家法文日报《中国回声》（按：“Lecho chine”的直译）的编辑，当然我们不能出去，也不能探望们，但我穿上西式服装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办事”；她还曾在便笺上提及“韦玉先生，是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。此报即‘Lecho chine’，在八仙桥”，又说明“这报馆是在从前的爱多亚路（按：由洋泾浜填筑而成）”。由此可见，《中法新汇报》馆应位于今延安东路东段，因城市变迁现已无迹可寻。

　　那时，孙中山为了开展政治宣传，奔忙于各处，如在7月15日，他出席驻沪粤籍议员茶话会，阐述维护民主共和同争取国民支持的关系：“欲民国之巩固，必先建其基础。基础不必外求，当求诸全国国民心中”；7月17日，他在上海张园举办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讲,强调国家“不自政府造起，而自人民造起”，据报道，“到会者有在沪两院议员、旅沪名流、商、学、政、军各界、新闻记者共千余人”；9月28日，他到上海徐园慰问和宴请美国、加拿大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成员,并与大家合影；12月21日，上海各界举行黄兴追悼大会，他撰挽联曰：“常恨随陆无武，绛灌无文，纵九等论交到古人，此才不易；试问夷惠谁贤，彭殇谁寿，只十载同盟有今日，后死何堪”。

　　1917年2月，孙中山在沪写成《民权初步》（初名《会议通则》，又名《社会建设》）。他鉴于“国体初建，民权未张”，“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，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”，“集会者，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”，所以参考数种关于会议规则的英文著作，并根据中国情况和本人见解加以阐发，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开会议事的程序和规则以及特殊情况处理等。他在序中说：“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，不可不习此书。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、纠合吾国之民力者，不可不熟习此书。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。倘此第一步能行，行之能稳，则逐步前进，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”，“苟人人热习此书，则人心自结，民力自固。如是，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，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、最博大之富源，若一心一德，以图富强，吾决十年之后，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”。

　　不久，孙中山入住莫利爱路29号（今香山路7号）。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鉴于这位开创共和元勋与夫人长期居无定所，就集资赠送一座住宅；他闻讯后不肯接受，经反复劝说并考虑到便于开展革命工作，才接受下来。这是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，外墙饰以灰色卵石，屋顶铺盖洋红色鸡心瓦；底层为客厅和餐厅，楼上是书房、卧室和小客厅；楼前有正方形草坪，三面绕以冬青、香樟和玉兰等。从此，夫妇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；在书房内，孙中山发奋撰述完成《孙文学说》（又名《心理建设》）和《实业计划》（又名《物质建设》）等，他的重要著作《建国方略》即包括《心理建设》《物质建设》《社会建设》3个部分。

　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，孙中山热忱支持，他立刻致电徐世昌“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，且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之爱国运动”。经孙中山指派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总经理邵力子于5月6日赴复旦大学，在该校饭厅发表演讲，通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；全体学生热血奔涌，马上行动起来，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，并筹建上海学生联合会。5月29日，上海学联正在考虑总罢课后如何动作，孙中山又派代表约见负责人，鼓励学生唤起民众，与各界联合起来，并建议学生抓住时机，大胆去租界，扩大影响；那时，租界不准学生，一旦学生与巡捕起冲突被抓，根据所谓“领事裁判权”，中国律师不能出庭辩护，孙中山特意聘请了外国律师，以便在需要时出面交涉。5月31日，上海学生破天荒闯进租界公开举行爱国，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；6月2日，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、总干事朱承洵，听取对于此次的过程和反击一些教会学校阻挠破坏的情况汇报后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‘顽固堡垒’，是很了不起的胜利！”6月中旬，全国学联在沪成立后，孙中山发表演讲时表示：“这次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。可以看得出：团结就是力量”；继而，他曾对学生代表发出由衷感慨：“我所领导的革命，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参加，定能得到成功。”孙中山在对五四运动进行支持的同时，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，新的思潮对广大青年的强大号召力，也给了他深刻印象，使他开始调整革命的方略，以便“重新创造一个全民所有的新国家”。10月10日，孙中山在沪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，废除旧的总章，公布新的规约，设本部于环龙路44号。

　　1922年8月23日，孙中山在寓所同李大钊、林伯渠会谈。8月底至9月初，李大钊在“西湖会议”后受中央委托，多次前往孙中山的寓所，与他就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商讨；李大钊对历史、哲学的独到见解，以及对世界思想潮流、国家政治建设等的精辟看法，引起年长23岁的孙中山重视。两人谈兴甚浓，论及孙中山的“建国方略”，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。李大钊后在《狱中自述》中记述：“钊曾亲赴上海，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以振兴中国之问题。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……”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：“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，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。”8月25日，孙中山在沪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，马林曾回忆：“这次会晤是在一位华人家中进行的……尽管陈炯明的背叛，理所当然使他十分失望，动摇了他在追随者中原已树立的信任，但他丝毫没有萎靡不振的迹象。恰恰相反，他显得精神振奋，好像重新注入了充沛的力量。他提出了新的可能性，表示特别需要国民革命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系。我们深入讨论了中国政治运动接触到的许多实际问题。”翌年1月18日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和秘书拜访孙中山，在寓所初次会谈；继而，双方又多次深入交换意见，于1月26日发表《孙文越飞宣言》，其中说：“中国最紧急之问题，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，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”，“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，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”，“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（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）之基础，另行开始中俄交涉”。1月27日，上海英文报纸《大陆报》头版以“孙博士说，俄国将放弃沙皇向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”为大标题，首先发表这份引起世人瞩目的文件。这为孙中山确立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1923年2月15日，孙中山由沪赴粤，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；2月21日，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，统辖一切政务。翌年1月，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这标志着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。10月23日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，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。11月17日，孙中山由粤返沪，在寓所接见记者时，强调北上力求和平统一，并希望国民努力反抗帝国主义；11月22日，他偕宋庆龄等离开申城。12月7日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报道：“孙中山先生抵津后，因中途劳顿，胃疾复作，医生谓须静养数日，现时暂停演讲、宴会、见客，入京尚须延。”然而，孙中山仍坚持发表宣言，与来访者谈线日，由天津扶病进入北京，受到3万余人的热烈欢迎，他还命随从人员向人们散发所携带之宣言书。孙中山他积劳成疾，于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。